载驰

年年才到花时候，风雨成旬。不肯开晴，误却寻花陌上人。今朝报道天晴也，花已成尘。寄语花神，何似当初莫做春。
蕊黄无限当山额，宿妆隐笑纱窗隔。 相见牡丹时，暂来还别离。翠钗金作股，钗上蝶双舞。 心事竟谁知？月明花满枝。
寸恨谁云短，绵绵岂易裁。半年眉绿未曾开。明月好风闲处、是人猜。春雨消残冻，温风到冷灰。尊前一曲为谁哉。留取曲终一拍、待君来。
苦竹园南椒坞边，微香冉冉泪涓涓。已悲节物同寒雁，忍委芳心与暮蝉。细路独来当此夕，清尊相伴省他年。紫云新苑移花处，不取霜栽近御筵。
城里夕阳城外雪，相将十里异阴晴。也知造物曾何意，底事人心苦未平。柏府楼台衔倒影，茅茨松竹泻寒声。布衾莫谩愁僵卧，积素还多达曙明。
野水参差落涨痕，疏林欹倒出霜根。扁舟一棹归何处？家在江南黄叶村。人间斤斧日创夷，谁见龙蛇百尺姿。不是溪山成独往，何人解作挂猿枝。
不种闲花，池亭畔、几竿修竹。相映带、一泓流水，森寒洁绿。风动仙人鸣佩遂，雨余净女添膏沐。未成林，难望凤来栖，聊医俗。问华胄，名淇澳。寻苗裔，湘江曲。性孤高似柏，阿娇金屋。坐荫从容烦暑退，清心恍惚微香触。历冰霜、不变好风姿，温如玉。
慧庆寺距阊门四五里而遥，地僻而鲜居人，其西南及北，皆为平野。岁癸未、甲申间，秀水朱竹垞先生赁僧房数间，着书于此。先生旧太史，有名声，又为巡抚宋公重客，宋公时时造焉。于是苏之人士以大府重客故，载酒来访者不绝，而慧庆玉兰之名，一时大着。玉兰在佛殿下，凡二株，高数丈，盖二百年物。花开时，茂密繁多，望之如雪。虎丘亦有玉兰一株，为人所称。虎丘繁华之地，游人杂沓，花易得名，其实不及慧庆远甚。然非朱先生以太史而为重客，则慧庆之玉兰，竟未有知者。久之，先生去，寺门昼闭，无复有人为看花来者。余寓舍距慧庆一里许，岁丁亥春二月，余昼闲无事，独行野外，因叩门而入。时玉兰方开，茂密如曩时。余叹花之开谢，自有其时，其气机各适其所自然，原与人世无涉，不以人之知不知而为盛衰也。今虎丘之玉兰，意象渐衰，而在慧庆者如故，亦以见虚名之不足恃，而幽潜者之可久也。花虽微，而物理有可感者，故记之。
烛花摇影，冷透疏衾刚欲醒。待不思量，不许孤眠不断肠。茫茫碧落，天上人间情一诺。银汉难通，稳耐风波愿始从。
德也狂生耳。偶然间，缁尘京国，乌衣门第。有酒惟浇赵州土，谁会成生此意。不信道、遂成知己。青眼高歌俱未老，向尊前、拭尽英雄泪。君不见，月如水。共君此夜须沉醉。且由他，蛾眉谣诼，古今同忌。身世悠悠何足问，冷笑置之而已。寻思起、从头翻悔。一日心期千劫在，后身缘、恐结他生里。然诺重，君须记。
谁谓河广？一苇杭之。谁谓宋远？跂予望之。谁谓河广？曾不容刀。谁谓宋远？曾不崇朝。
凛冽倦玄冬，负暄嗜飞阁。羲和流德泽，颛顼愧倚薄。毛发具自和，肌肤潜沃若。太阳信深仁，衰气欻有托。欹倾烦注眼，容易收病脚。流离木杪猿，翩跹山颠鹤。用知苦聚散，哀乐日已作。即事会赋诗，人生忽如昨。古来遭丧乱，贤圣尽萧索。胡为将暮年，忧世心力弱。
秋到长门秋草黄。画梁双燕去，出宫墙。玉箫无复理霓裳。金蝉坠，鸾镜掩休妆。忆昔在昭阳。舞衣红绶带，绣鸳鸯。至今犹惹御炉香。魂梦断，愁听漏更长。
太史公曰：“先人有言：‘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。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，有能绍明世、正《易传》，继《春秋》、本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乐》之际？’”意在斯乎！意在斯乎！小子何敢让焉！上大夫壶遂曰：“昔孔子何为而作《春秋》哉”？太史公曰：“余闻董生曰：‘周道衰废，孔子为鲁司寇，诸侯害子，大夫雍之。孔子知言之不用，道之不行也，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，以为天下仪表，贬天子，退诸侯，讨大夫，以达王事而已矣。’子曰：‘我欲载之空言，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着明也。’夫《春秋》，上明三王之道，下辨人事之纪，别嫌疑，明是非，定犹豫，善善恶恶，贤贤贱不肖，存亡国，继绝世，补弊起废，王道之大者也。《易》着天地、阴阳、四时、五行，故长于变；《礼》经纪人伦，故长于行；《书》记先王之事，故长于政；《诗》记山川、溪谷、禽兽、草木、牝牡、雌雄，故长于风；《乐》乐所以立，故长于和；《春秋》辨是非，故长于治人。是故《礼》以节人，《乐》以发和，《书》以道事，《诗》以达意，《易》以道化，《春秋》以道义。拨乱世反之正，莫近于《春秋》。《春秋》文成数万，其指数千。万物之散聚皆在《春秋》。《春秋》之中，弑君三十六，亡国五十二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。察其所以，皆失其本已。故《易》曰‘失之毫厘，差之千里。’故曰‘臣弑君，子弑父，非一旦一夕之故也，其渐久矣’。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《春秋》，前有谗而弗见，后有贼而不知。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《春秋》，守经事而不知其宜，遭变事而不知其权。为人君父而不通于《春秋》之义者，必蒙首恶之名。为人臣子而不通于《春秋》之义者，必陷篡弑之诛，死罪之名。其实皆以为善，为之不知其义，被之空言而不敢辞。夫不通礼义之旨，至于君不君，臣不臣，父不父，子不子。夫君不君则犯，臣不臣则诛，父不父则无道，子不子则不孝。此四行者，天下之大过也。以天下之大过予之，则受而弗敢辞。故《春秋》者，礼义之大宗也。夫礼禁未然之前，法施已然之后；法之所为用者易见，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。”壶遂曰：“孔子之时，上无明君，下不得任用，故作《春秋》，垂空文以断礼义，当一王之法。今夫子上遇明天子，下得守职，万事既具，咸各序其宜，夫子所论，欲以何明？”太史公曰：“唯唯，否否，不然。余闻之先人曰：‘伏羲至纯厚，作《易》八卦。尧舜之盛，《尚书》载之，礼乐作焉。汤武之隆，诗人歌之。《春秋》采善贬恶，推三代之德，褒周室，非独刺讥而已也。’汉兴以来，至明天子，获符瑞，封禅，改正朔，易服色，受命于穆清，泽流罔极，海外殊俗，重译款塞，请来献见者不可胜道。臣下百官力诵圣德，犹不能宣尽其意。且士贤能而不用，有国者之耻；主上明圣而德不布闻，有司之过也。且余尝掌其官，废明圣盛德不载，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，堕先人所言，罪莫大焉。余所谓述故事，整齐其世传，非所谓作也，而君比之于《春秋》，谬矣。”于是论次其文。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祸，幽于缧绁。乃喟然而叹曰：“是余之罪也夫。是余之罪也夫！身毁不用矣！”退而深惟曰：“夫《诗》、《书》隐约者，欲遂其志之思也。昔西伯拘羑里，演《周易》；孔子厄陈、蔡，作《春秋》；屈原放逐，着《离骚》；左丘失明，厥有《国语》；孙子膑脚，而论兵法；不韦迁蜀，世传《吕览》；韩非囚秦，《说难》、《孤愤》；《诗》三百篇，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。此人皆意有所郁结，不得通其道也，故述往事，思来者。”于是卒述陶唐以来，至于麟止，自黄帝始。
双双瓦雀行书案，点点杨花入砚池。闲坐小窗读周易，不知春去几多时。